提倡禁烟的道光帝原来自己也是个瘾君子-【新闻】

原标题：提倡禁烟的道光帝，原来自己也是个瘾君子

鸦片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，传播的来源和途径早已无从查证，只知道最早的记载是在唐代。但鸦片什么时候从中国消失，却有迹可循，最早为此下大力气整治，就是从180年前的今天开始——清宣宗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（1838年9月12日），林则徐上奏道光帝，要求重治吸食鸦片者。

1.

鸦片在中国，最早也跟欧洲一样，作为药物使用，先是作麻醉药，后来作用类似伟哥，时间一久，大家就发现了它不为人知的“副作用”。

到了明朝，鸦片从皇室到民间普及率逐渐增高，也逐渐形成市场，当时亚洲藩属国给明皇室每年进贡鸦片,那时候鸦片还不叫“鸦片”，而叫做 “乌香”。万历皇帝朱翊钧就是个大烟鬼，烟龄长达30年，据史学家考证，朱翊钧经常因为烟瘾发作而耽误早朝，到了晚年更是迷上炼丹炼药，他的丹药里就有鸦片，他还给它起名叫“福寿膏”。

清兵入关以后，满人也在鸦片中尝到了甜头，烟民的比例后来居上甚至超过汉人。从康熙时期起烟草在中国的广泛种植，到了道光年间，全国各地已经是烟馆林立，上自王公大臣，下至普通百姓，人人都以吸食鸦片为富贵荣华的标志。连后来提倡禁烟的道光皇帝本人，也曾经鸦片成瘾，不光他自己抽，他还默许太后和妃子抽。

巨大的市场需求拉动鸦片经济的蓬勃发展，形成了以国外进口为主，国内自产为辅的欣欣向荣的局面。当时的一组数据是，乾隆初年，鸦片进口每年约四百箱，每箱约百斤，后来曾至每年输入一千多箱。到了嘉庆初年，输入陡增至每年约四千箱。到了道光时代，鸦片的输入量加增更快，道光元年（一八二一年）进口大约五千箱，道光十五年，就加到了三万箱，价值约一千八百万元。

2.

国内鸦片泛滥，放纵过量对国人身体不利不说，好不容易靠着卖茶叶向洋人赚了点钱的清政府，发现一年年进口鸦片数量的激增，又把赚的钱赔进去了。

林则徐以前，清廷也装模作样禁过烟，比如乾隆时期禁止内地商人贩卖，嘉庆下令禁止入口，但是都没什么效果，主要原因是烟民队伍庞大，官吏腐败，查禁困难，加上禁止鸦片会影响朝廷的税收，禁来禁去，需求量竟不减反增。

林则徐的禁烟，虽然一半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对外贸易逆差，但无疑是一场顺应民意的救国行动，毕竟鸦片流毒天下，“若犹泄泄视之，是使数十年后，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，且无可以充饷之银。兴思及此，能无股栗！”本来还在征税和禁烟之间犹豫不决的道光帝，听闻林则徐一席话，热泪盈眶，立马大手一挥，任命他为钦差大臣，驰粤查禁鸦片，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开始了。

1839年6月，历时大半个月的虎门销烟，成为我国禁毒史上的光辉一刻。

然而林钦差猜中了开头，却没有猜中结局，虎门销烟以后，更惨痛的结果随之而来，中英鸦片战争开打，清廷战败，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《南京条约》签订，割地，赔款2100万银元。

鸦片战争以后，鸦片在中国的处境发生了一些改变，出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后来英国人的鸦片还是被赶出中国了，坏消息是国内鸦片泛滥的情况更严重了。

在鸦片战争以前，清政府对鸦片严厉打击，明令禁止国人生产或销售，鸦片战争后，尤其后来《天津条约》签订后，清政府不得不对鸦片贸易采取默许态度，同时也默许国人自己种植鸦片，清廷还对烟土征税。光绪十一年(1885)的记载显示，清廷规定洋烟每百斤收税银86两，而对土烟征收60两。土烟征税低，大大鼓励了国产鸦片贸易，全国各地开始大量种植鸦片，尤其是云南、四川等地区。

发展到后来，国产鸦片不仅价格远远低于进口鸦片，而且质量也越来越高，逐渐排挤了进口鸦片，到后来甚至走出国门，出口到东南亚等地区。英国对华出口的鸦片，虽然在鸦片战争后加增不少，最鼎盛时曾一年输入6万余箱，但在国产鸦片迅猛发展的势头下，很快就失去了竞争力。

1907年，英国主动向清政府提议终止鸦片贸易，并达成《中英禁烟条约》，逐渐停止了对华鸦片出口。

进口鸦片终于在大清的土地上消失，中国却彻底沦为了鸦片之国，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还不过70年，从沿海到内地，从内地到边境，从城市到农村，从衙门到皇宫，几乎形成全民皆吸的盛大场面。

3.

鸦片继续加剧清廷的羸弱和腐朽，经济凋敝，全民醉生梦死，直到迎来辛亥革命的枪声。

辛亥革命后，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，都不约而同地开始积极推行禁烟政策，这也成为当时各政治集团所能达成共识的少数几项重大政策之一。

1913年1月26日的《申报》曾报道过一份上海闸北巡警局张贴的禁烟通稿，内容大致如下：

“禁烟为地方要政，迭经通告居民限期禁吸，惟各吸户存有烟具，亟应一律缴送禁烟局或本局，一并销毁，以清流毒。本局现特设烟具销毁处，嗣后各该吸户，如有烟具速即缴往销毁。如有藏匿烟具，抗不遵缴及故违禁令私吸等事，一经查出，除勒令缴出外，定即拘解检察厅，照例严办，幸勿贻误。”

民国初年，焚毁烟枪的场面

跟着禁烟通吿一起，时常登上报纸报道的，还有不少琐碎的查禁个案。比如住在上海篾竹街筷作弄的沈阿四，家里藏有烟具，然而调查员获悉举报前去查办时，沈阿四却抗法不从，直到有警察前来，才从其家中查出烟具、赌具，并将他暂时拘押。还有人举报裘家弄口的王同顺京货店，有人深夜在楼上私制烟膏，经查办后果然起获灯枪两副，铜锅三只，烟缸、烟盒大小共九只，店主王裕兴被拘。甚至还有巡逻人员在小南门外仓桥街，查见一个老太婆李赵氏身藏两只烟缸，以及烟盒、烟泡等物，随即被收押至巡警总局讯办的例子。

这些案例的存在，尽管证明了民国时期禁烟力度的严密，但也侧面反映了吸食鸦片现象在全国的泛滥程度。

而比禁烟政策的提出更难的，还有这一禁令的执行。在风风火火执行禁烟令的过程中，不断有禁烟者凭借搜查烟土为名，实行敲诈勒索，甚至人身伤害的现象发生。《申报》曾登过一篇《讨常德禁烟委员》的文章，就批判了常德禁烟委员詹润霖，以禁烟为名搜索妇女身体，探及下体，最终逼毙人命的案例。

吸食者上瘾，经营者抗法，执法者腐败，层层暴露禁烟政策的困境。到1913年后半年，二次革命爆发后，禁烟政策便逐渐走向废弛。

4.

总的来说，国民党执政时期，尽管严打过鸦片，但国人吸食的情况依然没有得到大的改变，日军侵华期间更是愈演愈烈，侵略者们鼓励中国人种植和吸食鸦片，以此瓦解国民意志力。

伪满时期，东北鸦片专卖署

至于鸦片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消失，还是从49年以后开始。

上世纪50年代起，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在全国展开，政府强制禁止大烟买卖，把烟民关起来强迫性戒烟，抓毒贩、禁运、打击走私……加上战争结束初期国内物资的短缺，客观上为禁毒行动制造了条件，虽然过程难免痛苦，但仅三年后统计的中国烟民的数量，就已经急剧减少。

到60年代时，戒毒禁毒的效果已经颇为显着，戒毒成功者不计其数。历时百余年的禁毒史，其中付出了多少血与泪的代价。

直到今天，鸦片这个词，才终于在中国的土地上成为一段历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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